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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 彭晓玲:空巢记(纪实文学)

创作与评论2019-03-18 14:18:19


彭晓玲
空 巢 记

作者简介

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,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,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,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,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,文学湘军三才女之一。有作品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清明》《长城》《山花》《创作与评论》《文艺报》《文学报》等报刊杂志上,曾出版散文集《红石头的舞蹈》《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》《苍茫潇湘》,散文特写集《民歌婉转润浏阳》,短篇小说集《谁来疼惜你》。


引 子

小时候,我常到隔壁廖家去玩,廖婆婆、汉堂哥嫂,一家三口,日子虽过得清贫,但我总能听到很多笑声。

忽一日,剃头匠汉堂哥外出做上门功夫,突发脑溢血,当场死去。没过多久,汉堂嫂也改嫁而去。

这样,我的隔壁就只剩廖婆婆一个人了,整日整日冷清清的,听不到笑了。

自此,廖婆婆常常随我一道上山砍柴,转过脸就流泪,动不动就叹气。

又过了几年,她娘家的侄子将她接去养老,将她家的家具都搬走了,顺手还将她家的房子也拆了,得了些门框、门板与檩子。

从此,我再也没看见过她。

我一年比一年地想看到她。

我开始流泪。开始叹气。

我开始不敢常回老家了。

张福全:儿子有家难回

2013年,渐近年关,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,阳光普照,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,就等春天。


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,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。


浏阳西乡,镇头镇,大片大片的良田,都栽上了桂花树、罗汉松。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,现在,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,变回山地。


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,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,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。


站在屋外,环顾四周,但见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,李菊梅家的二屋小楼满身灰暗,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式样里。


快下午两点,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,闻声迎了出来。老太太瘦瘦的,脸有些苍白,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,看来应是精心染过,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,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。


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,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。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,我忙起身帮忙,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,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,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。


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。


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,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。


她的眼光躲躲闪闪,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。


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,一辈子不会做农活,也很少做过农活。1955年年初,她刚刚20岁,经人作媒,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。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,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,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,学得了一身好手艺。


婚后,原本心灵手巧的她随丈夫学缝纫,很快就操练出来了。开头几年,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,后来便各接各的活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,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,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、官桥、井龙、扬眉等地,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,吃香的喝辣的,令人眼热。当然,他们的工价也不高,最多一块六毛钱一天,有时也只有一块二毛钱一天。


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,不然就分不到口粮,间或还得交工商税,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。只是,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,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,随时都要坍塌。

说到她儿子了。


李菊梅身子单薄,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,令她抬不起头来。不知听了多少闲话,拜了多少菩萨,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,到第十二个年头,她快绝望时,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!

生下了儿子张新优,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。说到这里的时候,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。只是,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,她承受了多少压力,背负了多少歧视。万一与人有了纠结,吵起架来,常会败下阵来,什么不下蛋的鸡婆,什么前世没做好事,要有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!


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,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儿子高中毕业了,家里的情况好转,他们还修了栋当地最好的土砖房。夫妻俩此时已50出头了,虽说带了不少徒弟,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!


此时,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,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,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,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。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,每人收六块到八块一月学费,连办了两年,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。


儿子结婚后,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。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,儿子做起了当时最热门的种子生意,也就是将此地村民治的种子贩卖到岳阳、汨罗等地。


到1985年,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最早的红砖楼房。


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,缝纫做不动了,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。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,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,带到医院去检查,说是天生智障,全家人都蒙了。不久,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,将手里的钱都赔了外,还欠了大量外债。


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。


不久,媳妇离婚走了。


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,老太太病倒了,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。


说到这里,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。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。


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。


“您只生一个儿子么?”我问道。


“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,再也没怀过了!”老太太叹道,“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!”老太太又开始叹气。


“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,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?你怨她么?”


“说不怨是假的,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,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,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!”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,站了起来,往内屋去了,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。


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,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。


我忙站了起来,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。


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,似乎所有的老太太,心酸的时候,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,她们都必须要转身。


我来到地坪里,看看这栋旧式小楼,沾满灰尘的白色,几成黄色。


很快,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,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,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,招呼我喝茶。


儿子媳妇走后,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,再也做不动了,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。他们强打精神,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,重新学做农活。只是,儿子,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最深的牵挂。

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,有人说在浏阳,有人说在长沙,还有人说在株洲。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,即便回来了,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?


就在那几年,常有人上门讨债,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,大都摇摇头就走了。也有人会搬走一二件家里的家具,家里便越来越空,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,几件盛衣的柜,还有些桌子椅子。


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,孙子读不进书,也干不成什么活,就让他干脆呆在家里。


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,也是快过年时节,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,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。那天晚边,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,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,相对无言。


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,张福全起身去开门,一股冷风窜了进来,门外却没有人影。正要关门时,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。老头子吓得愣住了,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,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:爹爹!


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,令张福全不由一怔,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,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,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。儿子站在那一动不动任他打,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,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,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,哀哀地哭了起来。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,张福全也不由眼泪双流。 


老夫妻已年近80岁,儿子终于稳定下来,在株洲做生意,又组建了新的家庭。但是,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,又匆匆地离开,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。


坐在温暖的阳光里,李菊梅说起往事,说完儿子,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,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,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?她说她不敢多着急,她患高血压多年,着急多了就头晕。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,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假,赶紧将她扶了起来,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。


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,她真心心痛那些钱,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,常常得花钱买药吃。


正说着,张福全老人背着一只纤维袋回来了,后面还跟着老队长。


张福全放下纤维袋,袋里跑出两只鸡。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,想要站直些,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,毕竟,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。


张老比老伴看上去更显老,戴着一顶旧棉帽子,难得的是,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,人也乐观些。他几乎是带着笑说,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,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。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,连连叹道:还买什么鸡?真是浪费!老队长忙附和道,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,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!


老太太一直嘀咕着,又花钱了,本来可以不花的。


张福全不再搭理她,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,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,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。说出来,或者没说出来,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。


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,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,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。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。他说,就是这样了,只有面对,儿子有家难回,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。


我不敢接话,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,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。


临走时,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,原本,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,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,都两年了,不想今年就取消了,他想不通。他说:我们再也干不动活了,没有任何收入,孙子又不知事,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,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。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,我说得很坚决,那几乎是本能反应。


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。


从深深的忧虑,到深深的感激,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
我顿时黯然。因为,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,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,只怕不能帮上他们。


走出他家地坪,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,张老那佝偻的背,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,令我不忍多看。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,菜地很宽,种的菜却不多,长得也不好。


是的,人老了,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。


走出半里路了,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,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,蹲在路旁等我。我忙停下车来。


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。


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,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,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。他的表情,他的怜悯,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,让我更加沉重起来。


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,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,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,被判三年徒刑。虽是缓期执行,但还是匆匆逃走了,

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。


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,张新优的儿子是个傻子。这个傻儿子有一天跟人说,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,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。于是,苦守在家的老两口的低保被取消了。


傻儿子今年又说了,今年,他爹做生意亏本了。肯定是偷偷地都没回来了。

刘九斤: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

阳春三月,莺飞草长,田野间处处铺展着喜人的新绿,隐约的花香。


浏阳不少姓氏都是从江西迁移而来,称江西人为老俵。我平日里也到过宜春、婺源、景德镇,但都是一游而过。这一次去吉水,肯定要走村入户。一路上,春光明媚,田野上已有人在忙碌。我又想起了廖婆婆。失散多年的廖婆婆。


金滩镇就在吉水县城边上,靠近吉水工业园,这里的年轻人依然出外打工,去工业园上班的人不多。那天上午直奔金滩镇麻塘村,村子里房屋比较拥挤,且大都是三层以上的高楼。我不明白,为何在乡村要建这么高的楼房,便问村支书。邓支书是一个精明强壮的中年汉子,他笑了笑说,还不是在外赚了钱,回家就建高楼啰。我们村里的地金贵呢!


随着村支书左转转右转转,来到一栋旧旧的两层楼房跟前,走进堂屋内,悄无声息。村支书高声地喊叫起来,屋后传来尖细的应答声。循声过去一瞧,后面还有几间杂屋,就在宽宽的过道上,站着一个手拄拐杖的瘦小的老太太。


小老太太一头齐耳银发,穿着棕色花上衣,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几人。她对村支书说,你们是谁?找哪个?她竟然不认识村支书。


村支书笑了,与赶来的另一位穿蓝格子上衣的老太太进堂屋里提凳子,张罗着大家在后面过道上坐下,老太太与那位蓝格老太坐在一起。蓝格老太曾经是她以前的邻居,见今天出太阳了,特地来看看她。


老太太已经96岁高龄了,看上去依然那么精致!她叽叽呱呱说了一堆土话,我听不懂,只得扯着村支书当翻译。原来,老太太是孤寡老人,无儿无女,现随夫家侄子生活,村支书帮她办过五保手续,也时常来看看她。


可就在聊天时,她时不时抬头看看他,疑惑地问他,你是哪个?来干什么?村支书只是憨憨地笑,我想笑却满心酸涩。


她那么谦卑那么小心翼翼,她应该会记得任何一个帮过她的人,是生活的艰难还是病痛的折磨,让她几乎记不起一些人和事呢?等知道眼前是村支书呢,她赶紧陪小心,邓支书别见怪呀!你看我的眼睛又出毛病了,七八年前在吉安市人民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,当时效果蛮好,可后来眼睛时不时发红,还看不清东西。


说着说着,她又问村支书,你是哪个?来干什么!问过后,眼巴巴地看着村支书,满脸无辜。


老太太一生波折重重,两岁时被家里送到麻塘一农户家当童养媳。至于第一任丈夫什么时候过世,她已记不太清了,也不记得他什么名字。她当时年龄实在太小,也没有怀过小孩。


第二任丈夫邓正和,无兄无弟,也是一个种田人。据说很早就参加过革命,但刚刚解放时,不知何故被打成反革命,不久也死了。她当时还只有20多岁,也没孩子,又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。


刘九斤30岁时,与第三任丈夫邓富其结婚了。邓富其也是麻塘地地道道的农民,农闲时就帮人杀猪,赚几个零碎钱或赚些猪头肉。他对她不错,不嫌弃她嫁过几次,只是他俩也没有一男半女。到1979年邓富其因病过世了,此时她刚刚50岁,除了几间旧房子,什么积蓄也没有,她再次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。


她个子矮小,干活赶不上别人,别家女人一天有八分工,她只有四分工,实在很吃亏。好在她脾气好,爱干净,见人就笑就热情地打招呼,从不与人争高低,大伙倒没怎么为难她。


在广阔的乡村,像她这样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的女人,免不了会遭受欺侮。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,努力忘却受排挤的屈辱,拚却全力去劳作,已成为她生活的底色。


后来,分田到户了,她也分得了八分田,还有些自留地和自留山。她就靠这些田土为生,一个无依无靠又力气单薄的女人,如何熬过那些漫长的日子,老太太不愿提及,也实在不堪回首。


她时不时温和地看看我,然后左手拍拍右手,拍拍右脚,脸露痛苦地对我说:我咯里痛,我咯里也痛,痛得走不了路!说着说着,嘴就扁了起来,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,恨不得大声哭起来。


看着她眼巴巴的模样,我的眼涩涩的,只得将视线落到她的拐杖上。我甘愿是她的女儿,能上前抱抱她。此时,她和蓝格老太并排坐在厨房门口,那根木拐杖就靠在她身边墙上,把手已被磨得发亮。蓝格老太赶紧握住她的手,老太太情绪才渐渐稳定。


原来就在2010年12月初,一天早上,老太太刚走出大门,因头天晚上打霜了,就腾地摔倒在地,怎么爬也爬不起来。闻声赶来的侄子邓根仔赶紧将她送到村卫生室,乡村医生自然瞧不出老太太的腿到底伤成了什么样子,只给她开了四五天的消炎针。


打过几天吊针后,老太太的腿依然红肿,只能躺在床上,这一躺就是一年多。老太太只是安静地躺着,从不讲起自己的苦楚,也不从说起自己的腿其实一直在痛。侄子侄媳倒是饭时送饭,茶时送茶,还以为是她年纪大了,伤痛恢复起来不容易。


一年之后,老太太依然不能直起身来,需要拄着拐杖,佝偻着背,才能缓慢地行动。侄子傻眼了,忙带她到吉水医院检查,才发现当初腿摔骨折了,现在骨折处长歪了。但为时已晚了,只能任其如此了,又有谁知道她到底遭受过怎样的煎熬?也许在侄子们看来,能接她过来一起过日子,就是最大的恩惠了,就是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了!


蓝格老太依然握着她的手,怜惜地看看老太太,老太太的泪水缓缓地流了出来。见我们在看她,她从裤口袋里摸出一条小方巾,赶紧将泪擦掉。她无辜地看看这个,看看那个,努力地想绽出些笑容。我不忍看她,赶紧将视线又落到她的拐杖上。


就在她91岁那年,见她越来越弱,又不愿去敬老院,侄子将她接到自己家里来,以便照顾照顾她。侄子是泥水匠,大多数日

子都在吉安、吉水一带打工干活,在家的日子很少。侄媳妇就留在家里,照顾家也照顾她,这一段时间却不在家,去吉水城里带孙女去了,都去了好长一段日子了。


老太太孤身一人,一般晚上七点多就睡,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。早上就什么也不吃,中饭、晚饭就用电饭煲熬点稀饭,也没力气去摘菜或买菜,也做不了菜,就拌点自制的水豆豉(豆拌酱)。人老了,吃点就够了,老太太从不愿意给侄子侄媳妇添麻烦,坚持自己洗自己的衣服,还坚持每天拄着拐杖,缓缓地打扫楼下及屋前屋后的卫生,劝也劝不住。


老太太耳朵不太好,眼见着我们在说话,只微微地笑。村支书告诉我们,老太太已吃了十多年的五保,现在每月除了农保金55元,还可领到100元五保金,她住院的医药费也可全部报销。可她节省惯了,虽说平时少不了头痛脑昏,她最多让人叫来村里的乡村医生给她吊水。


我问她,病了怎么舍不得去住院?


她红着眼说,怕添乱,也怕用钱。她都90多了,活够了,现在是拿自己的命在捱日子呢!


我的心沉甸甸的,也很疑惑,老太太怎么70多岁才吃五保?她之前长长的老年岁月,应是干不了什么活,又靠什么生活呢?蓝格老太犹豫地看着我,村支书也一声不吭地看着我。


老太太这下听清楚我的提问,坦率地说,我以前就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!


见我不太明白,蓝格老太解释道:我们这一带谁家死了人,她就去给死者洗抹身子,穿寿衣戴寿帽做寿鞋。她做事很用心,每家都会给些钱,她就积攒下来,靠这些钱过日子呢。


原来如此,我只觉后背凉嗖嗖的。老太太那么瘦小,又老了,且不说洗抹死者身子的辛苦,难道就不害怕么?更别说旁人异样的嫌弃的目光!


老太看了看我说,我当然怕,有时怕得打哆嗦,整晚整晚睡不好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?一次可得一二十元,还可赚几天吃喝呢!除此之外,我这个孤老婆子又到哪里挣钱呢?可自上次摔跤后,我就不能去做了,成了没用的孤老婆子了。


她的眼眶又红了,我赶紧将事先备好的小红包递给她,不想她却尽力推辞,还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她没拄拐杖,真怕她摔倒了,我赶紧上前握住了她的右手。她却趁势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,她的手是那么干瘦那么凉,我清楚地看到有泪从她红红的浑浊的眼里滚落了出来。


我情不自禁地抱了抱她,她的身子依偎着我,是如此单薄,如孩子般单薄。我真是万分怜惜。这真是个命运波折又自尊自爱的老人!


有些依依难舍,在她身上,也许我看到了逝去的妈妈或者是廖婆婆的影子吧!


我在金滩镇前前后后呆了四天时间,除了采访,都呆在工业园边上顺天酒店二楼520房间里,整理整理采访情况,看看书,还在电脑上看看电影,竟意外地搜到了迈克尔·哈内克的《爱》。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“年岁增长所带来的身体衰弱及耻辱”的故事,用缓慢的纪实叙事手法,细致、冷静、温和地描绘了一对老年法国夫妇,乔治和安妮,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历程。


乔治和安妮原本都是音乐教师,已年过八十。老两口相依相伴,看演出,听音乐,看书,生活过得安逸也很有情趣。可安妮第一次中风出院,就偏瘫了,还能用一只手吃饭、看书,还能开着电动轮椅在客厅旋转。她不愿去老年公寓,不愿去冷冰冰的医院治疗,乔治独自尽心尽力地照顾安妮。


安妮第二次中风出院,状态很糟,只能卧床,且意识时常模糊,一切全要照料。老乔治艰难地顽强地照顾着安妮,最后竟用枕头闷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安妮。老乔治买来洁白的鲜花,精心修剪,细心洗涤,洒在安妮的周遭。之后,他推开大门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,从此不再回来。


有人说过:长年累月的疾病不仅折磨着患者,更折磨着亲属,最终一点点地摧毁常人的理智。在《爱》中就有很多东西难以直视,比如恶疾带来的不堪,比如亲眼看到出类拔萃的爱人慢慢凋零的钝痛,比如老人的意志与尊严在疾病面前慢慢消失的无奈。


“生命怎么这样漫长?”安妮在中风瘫痪卧床时的这句话,一直萦绕在我脑海。我想,只有当一个人活得生活起居必须依赖别人,活得没有尊严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,才会绝望地感叹生命之长。


想想吧,即便在敬老院里,在生命的最后历程,与众位老人呆在一块,可能会比独自一人在家要热闹。但依然只能简单地挨着日子,依然不能生病,生病就会立刻陷入不堪的境地。我不知道廖婆婆到后来有没有生病?她娘家的侄子们又对她如何?实在不堪想象。


面对现实,你终将老去,我也会终将老去,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终将老去。老去的时光又是怎样的光景呢?最好不要孤独,最好不要困顿,最好不要病痛,只要安然而逝!

延四太:能活一天就活一天

河北之行第一站是赞皇县嶂石岩乡王家坪村,按照铁凝小说里的话说,这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。


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赞皇县,我知道得更多的是保定、邯郸、荷花淀、西柏坡,甚至井陉、正定等地方。


赞皇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地段,距省会石家庄市仅50公里。已是四月底,从石家庄出发,高速两旁也是葱茏的麦地,绿意恣意流向远方。我还惊讶地发现了,排排杨树间,间或会闪过一二棵槐树,挂着串串曼妙的白花,应是许多北方作家反复赞美过的香甜可口的槐花了。


车过赞皇县城后,往西有两条山谷:一在正西,曰许停川,两旁皆是贫瘠山区;另一条沿槐河南岸南拐,而后西转,曰里川沟,直达王家坪村。渐渐地,窗外为曲折的山地,公路宛若藤蔓,缠绕在槐河南岸高高低低的山峦上,一会儿谷底,一会儿山头。山上有树,多是近些年嫁接的枣树,刚刚挂上嫩叶。


最令我着急的是,随路而行的那条槐河,河床看上去很宽,却干枯见底。河床上,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,还胡乱地生些杂草,丑陋荒凉。我来自南方,每每看到北方那么多河道没有水,就心绪低落。


没有水,人们的日子怎么过?


河岸宽敞处,看得见或大或小的村庄,房屋周围也会有几棵绿树,但几乎都是灰扑扑的。村庄四周田地不多,大都为零星的菜地。其时阳光灿烂,风有些凉,干燥。好在越往里走,山越来越高大,气势越来越足,山高林密,欢欣就从心底升起来。


王家坪村两面环山,是嶂石岩乡最大的行政村。该村有1300多人,耕地面积却只有300多亩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有限的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、玉米,也出产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、黑枣,日子自然过得艰难。当打工潮席卷而来时,村里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外出打工了,只剩下女人孩子与老人留守。


车向右拐,横过干涸的河床,拐上一条仅容一车的水泥路,路旁全是些新新旧旧的房子。行没多远,车呼地停在重重房屋之间的广场上。司机打开车门说,到了,就是这里,你去村卫生室找延医生,他会替你安排好一切。


村卫生室不大,是一栋三开间平房,当门摆着一张大办公桌,后面靠墙立着两个灰色铁文件柜。一位身穿军绿色解放装上衣、花白头发的胖大哥正在认真地写着什么,闻声站了起来,看了看我,满面含笑地问:“来了?累了吧!快坐坐!”温和而儒雅,一位忠厚长者,便是延大哥。延大哥年轻时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还当过村上的干部,当年亲手在村里建起了医疗站,从此坚守在村子里。


延大哥很忙,接下来两天,都由胖胖的延大嫂带我在村子里采访老人。就在来的那天傍晚,趁天未黑,我在村子里走了走。偌大的村落,除了偶尔有几个小孩嬉闹着跑过,或几个老人匆匆走过,很是安静。静得竟有些空洞,寂寥。


走走停停,我惊讶地发现,村外田土里几乎没种小麦,倒种了不少土豆,也有的成了菜地,也有的就随意地撂在那里。那些新砌的带院子的楼房,大都建在原来的田土里,村子中央则是些空荡荡的旧院落。看来,这么多年来,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,赚了钱,新建了不少院落,也就看轻了田土。


延四太老人家的院子就在村之中央,第二天上午延大嫂就带我去了。延大嫂告诉我,延四太今年80岁了,都中风几年了,一直独自住在一个院子里。他一年到头几乎不出院子,村里人甚至很少想起他了。


他家的院子靠内,当走进其落寞荒凉的院子,但见他正呆坐在台阶上,视线却不知落到何处。延大嫂喊了他几声,他充耳不闻。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,他才惊醒过来,随后右手摸到靠墙放着的拐杖,左手摸到椅背,吃力地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延大嫂赶紧上前扶住他,让他坐下。


老人重又艰难地坐下,叽叽咕咕说了几句,我什么也没听清。我想,糟了,虽知道老人已偏瘫五六年了,没想到他说话也不清楚,交流肯定有困难。延大嫂从屋内找来一张小板凳,还有一张高靠背椅,我们在他跟前坐下来。


老人脸上花白的胡须有些零乱,穿着件深蓝色的解放装上衣,里面穿着一件棕色的内衣,里外都只扣了一粒扣子;而蓝色的裤子有些肥大,脏兮兮的;光脚穿着双黑色旧布鞋,脚胖乎乎的,好似肿了似的。丝丝异味自他身上飘来,老人却定定地望着我,那有些无辜的神情,任谁都会莫名地酸涩。


曾经高大健壮的汉子,曾经村子里的风云人物,老了竟落到如

此无助的地步。而他不得不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,命运真是无常呀。


解放初期,正值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,延四太积极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,干起工作来热情似火,又舍得学习,深受当时领导器重。


到1954年上半年,刚刚20岁,他就当上了野草湾区区工委秘书。他自是踌躇满志,想着好好干一番事业。可两个儿子接连出生,家里还有老人、弟弟、妹妹,光靠他每月30块的工资连买口粮都困难。


到1958年,趁各地成立人民公社时,他一咬牙辞掉了组织上为他分配的工作,义无反顾地回家挣工分了。


毕竟是曾经的区委秘书,有头脑有见识,大家都很信任他,选他当大队队长。他也不负众望,也不去搞什么大鸣大放,只管抓粮食生产,至少不能让人饿肚子,也没怎么让村里人饿肚子。


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,村子里闹起了革命,延四太不得不靠边站,也无怨言,该干啥还干啥。


可到1972年年初,村民们说什么又让他为大家主事,他只得又出山了。先后干过了大队会计、大队长、村革委会主任、村支书,最后于1993年60岁时他才从村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了。


延四太还是为村子办了不少实事,且不说带领全村人在地里刨食那么多年,村里的基本建设也成果不少,比如虎宅口截流工程、三口吃水井、村里的道路等。他还带头办过地毯厂,虽没有成功,但为此付出了心力。


子女多,他家经济状况不好,却一直以公心来干事,凡吃亏的事走在前面,在村里威信极高。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老者,倘身体没病没灾,应能颐享天年,有事没事还可沿街到处坐坐,与老人们拉拉家常,也是一种享受呢。


说来延四太有三个儿子,想当初都是高大健壮的汉子。大儿子玉廷生于1954年,原本在赞皇机械厂当临时工,后来厂子破产了,只得四处打打工,老了也就回老家了。


二儿子生于1956年,当初保送上了大学,原本分配在邯郸铁路上班,结婚后转到赞皇机械厂,一家人早就在县城扎下了根。


厂子破产后,办了退休手续,总算还有微薄的退休工资。


三儿子生于1963年,只有小学毕业,一直在外打工。几年前得了淋巴癌,四处医治,拖到去年过世了。至于女儿,就嫁在村子里,也40多岁了,一有时间就来料理料理自己的父亲。


大儿子、三儿子早就新建了房子,搬出去了,偌大的院子就留两位老人留守。没想到2009年那年,老伴刚刚70岁,就过世了,丢下他独自守着旧院子。也就在这一年,老人惶惶不可终日,高血压病加重了,竟一跤摔进了赞皇县医院。经医生全力救治,命是保下来了,右边手脚却偏瘫了,从此活动极不灵便,不得不撑起了拐杖。


出院后,老人坚持独自住在老院子里,三个儿子反复商量后,才确定一家轮流十天照顾老人,正好一个月。对此,老人不乐意,但也没办法。


老大、老三好办,可就近照顾。轮到老二,他就从县城里回来,借住在邻居家,料理老人吃喝拉撒。有时呆了五六天后,提前将后面几天吃的用的都备好,交代他人到时帮忙照顾一下,就回城去了。


老人说话吃力,又吐字含糊,儿子们都不太愿意与老人说话。至于老人漫长的黑夜怎么过,漫长的白天又怎么打发,谁都没多想多管了。儿子们都有自己的家,都过得不轻松,都有忙不完的事,别让老人挨饿能按时吃药就行。第二年上半年,老人在院子里又摔了一次跤,又住了一次院,偏瘫更严重了。


平日里老院子少有人来,老人独自在家时,也想活动活动,或从屋里移到屋外,或从屋外又移到炕上。可稍不留心就摔跤了,每摔一次,偏瘫就严重一次。儿子们大为恼火之余,再也没有送他上过医院了,最多请延大哥来吊吊水。 


有什么办法呢,除了每月55元农保金外,老人没有什么积蓄。虽说当过长达二十四五年的村(大队)干部,因曾经中途中断过,也就没有任何补助了。如此状况,他只能靠儿子们接济,按儿子们的意愿办。


当然,老院子处处破败,还隐隐约约飘荡着异味,老人话也说不清楚,还时不时地流口水,儿女们都不想呆久了,外人来得更少。天气好时,老人还可屋里屋外移动。倘天冷了,一天到晚只能呆在屋子里了。村里人很久不见他,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还偶尔想起他。


就在今年正月,正是天寒地冻之时,轮到老二管他。这天,老二料理老人吃过午饭后,就安排老人坐在睡房里的火炉边上,自己则出外串门去了。


老人也许是想站起来移动移动,也许坐着打起了瞌睡,竟不小心摔倒在地,帽子也掉在地上,右脚触到了滚烫的火炉壁上。也不知他默默挣扎了多久,或者根本无法挣扎。而儿子始终没回家。他始终躺在地上,脚始终未能从火炉壁上移开。


待到傍晚,碰巧一个本家侄子来看老人,见屋子里没有灯光,在院子里叫了他几声,也没有声响。他感觉异样,走进内屋一看,老人正躺在地上,光着头,右脚靠在火炉上,屋子里飘着一股焦味。吓得侄子赶紧去扶他,才发现老人双眼紧闭,双手冰凉,应是昏迷多时了。


老人又高又大,他叫来了几位邻居来帮忙,才将老人搬到炕上。再查看他的右脚,脚背早就烫坏了,烫焦了,令人不忍多瞧。


老人说话含糊,聊天就有些累。聊了不长时间后,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,行动迟缓地抽出根烟。石家庄牌香烟。自顾自地抽起来,两眼茫然地望着院子。


延大嫂悄悄地告诉我,老人好抽烟,中风后抽得更厉害了,就抽最便宜的石家庄牌。抽过了,就随手将烟蒂丢在地上。等过了些日子,没烟抽了,就摸索着将地上的烟蒂一一捡起来,又抽一次。


就在老人抽烟时,我进屋内瞧了瞧,就在厅堂里,正对着大门,摆着香案及八仙桌。香案上一片零乱,那幅中堂画及对联有些旧了,依然如此醒目:华堂万年新,琼阁千古香;横批:气壮山河。再往内,是老人住的房间,光线昏暗,靠内墙是炕,炕上被子胡乱地摊开。


而进门左边就放着只火炉子,我想当初老人应该就摔在这里。他的右脚背后来溃烂了,到现在还红肿着,当时还不知痛成什么样呢。要是他老伴没过世,至少还能照顾他陪伴他。伴没了,剩下他难免凄惶。


想想老人昔日的气概,想想眼前的情景,不觉有些凝重,我忙退了出来。重新回到台阶上,老人还在抽烟,茫然地看着院子,一动不动。


这时,我发现他椅子旁边的破纸箱上搁着一本《家庭》杂志、一本《人生预测万年历》,还有几张报纸,都被翻破了。老人还看看书报么?我指指那些书报,问他:您是不是喜欢看书看报?


老人的眼睛刹时亮了亮,随即又暗淡了。他艰难地告诉我,之前他一直爱看书,偶尔还会买书,比如《中国通史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等等。再累再苦,一有时间,就看得如痴如醉,却常遭老伴数落不会过日子。可他现在七八年不看书了,这些书他只是偶尔翻翻。眼睛看不了,也没心思看。


这时,他环视了院子一眼,黯然地叹了叹气,说道,你看,我现在这个样子,就糊糊涂涂过吧,什么都不想了。能多活一天就活一天,能吃就吃吧!


这几句话,他说得清清楚楚,如震耳的雷声滚过我的心头。我一时无言以对,愣愣地看着他抽烟。老人其实什么都明白,默默地承受着一切。


人言道“莫做迟孝之人”,也就是说,不要等父母离开我们,才后悔当初自己忽视了自己的父母。对父母而言,不一定要子女赚多少钱他们才高兴,只要子女平安,多抽时间陪陪他们,陪他们聊聊天。就算只吃萝卜青菜,他们也会热泪盈眶。因为子女回家了,他们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


人活在世上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罢了,不管穷也好,富也好,最后都要化归为零。家人,亲戚,朋友,这些才是我们的财富,那些千万家产也仅仅能用来炫耀罢了。


曾昭宪:何处才是我真正的家

公元701年,武则天将该年年号定为“大足”,谓“大足天下,天下大足”。五十七年后,其曾孙唐肃宗颁令设置大足县,其地位于四川盆地东南。至1975年,大足县分为双桥区和大足县,至2011年撤销双桥区、大足县,设立大足区。


大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,是驰名中外的“石刻之乡”“五金之乡”“鱼米之乡”和“鲤鱼灯舞之乡”。域内遍布摩崖造像,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,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、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,从世俗到宗教,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,而弥足珍贵。


我投奔友人小燕而来。她写过一本《大千大足》诗集。时在九月,一下飞机便发觉重庆细雨霏霏,甚是凉爽。小燕是大足电视台的编导,听说我要采访空巢老人,便向我提及前几天在大足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,80多岁的老母生有三个儿子,却无家可归,借住在娘家侄子家。


这天下午,我们租了一辆的士,直驱这个故事的发生地——邮亭镇东胜村。


一条斜路入村,村头立着几栋土墙旧屋,处处不见人影。循着低低的说话声前行,来到一栋小平房跟前,但见厅屋内两个老年男女在聊天。小燕上前询问:曾宪昭婆婆住在哪里?穿大红T恤的瘦老头赶紧迎了上来,热情地走在前头,给我们带路。


走了大约一百米后,就停住了,指了指对面田垅里一栋红砖外墙的两层楼房:就住在那栋房子里,你们自己去吧。谢过他,继续往前走。再回头看时,他早已不见人影。


田垅里水稻长势很好,飘荡着成熟的稻香,四周依山散落着一栋栋漂亮的楼房,一片安宁。来到那栋老式红砖楼房侧边,但见前坪里野花野草长得茂盛,门前那条小路一看就是有人刚刚重新清理出来的。大门虚闭,一推就开,一位老婆婆闻声从右边房里走了出来。


原以为她已弱不禁风,谁知她看上去挺精神,齐耳短发,声音洪亮,身材壮实高大,腰板直直的,穿着桃红色花衣黑色裤子黄色跑鞋。得知我们的来意,婆婆并不觉意外,赶紧搬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在厅屋里。


曾婆婆今年82岁,19岁嫁给了本队的陈能圣,第二年生了大女儿,随之,夫妻俩又生育了三儿两女。大儿子陈显传,今年59岁,已从许家沟煤矿退休了,现住在荣昌县他女儿家。因陈家大哥没有儿子,显传20岁时就过继给了大伯,大伯当时在许家沟煤矿工作。按当时政策,显传22岁时就顶职到煤矿上班了。


近几年来,倒是这个过继的儿子照顾她最多,照顾最好。二儿子陈显华只有小学毕业,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今年55岁了。他老婆早在十多年前就外出打工,他一双儿女也在外打工,他却呆在家里干干农活。


三儿子陈显富今年45岁了,有二个女儿,大女儿都结婚了。因他修汽车技术好,收入颇丰,已在邮亭镇步行街金地阳光小区买了套100多平米的大套房。至于三个女儿,大女儿二女儿都嫁在附近玉龙镇,小女儿嫁在高升镇,都在外打工。


早在25年前,丈夫突发脑溢血过世后,儿子们就分家了。小儿子刚刚20岁,曾宪昭就伴着他住在陈家老屋。几年后,小儿子结婚了,曾宪昭就独自生活。她那时还不到六十岁,身体硬朗,地里家里的活都能对付。


当小女儿生了第二个儿子后,就将母亲接了过去,帮她料理家务带带孩子。一住就是五年,儿子们并没有拿生活费给她,花销一概由小女儿承担。小女儿女婿先在附近打工,后来双双到广州打工,他们希望母亲就伴着他们过日子。


小儿子却打来电话要曾婆婆回去,之后干脆将她接了回来。回来后,曾婆婆依然独自生活在老屋里,毕竟年纪大了,身体大不如从前,胃疼、脑血管硬化等毛病都来了,有些活也干不了。如此一来,儿女们商定每家每月给老母亲40元钱,所有儿女都按时拿了钱,但小儿子一直没拿一分钱。


就在六年前,几个儿子一商量,每人拿出了1200元钱,给老母亲买了份社保。到今年年初,曾婆婆每月能领到1200元社保金,每月还有70元养老金,儿女们每月40元钱就不再拿了,她倒觉得如此挺好。


可就在此时,儿女们又决定让曾婆婆到三个儿子家轮流吃住,每家一个月。之后,抓阄确定了大儿子小儿子二儿子家的轮流顺序,轮到哪家曾婆婆要拿出400元钱,三个女儿则每人要拿200元钱。也就是说,这1000元就当作曾婆婆的伙食费看护费。


从4月1号开始,曾婆婆住到大儿子荣昌的家里,在此安安稳稳过了一个月。大儿子不光没要她拿钱,还带她检查了身体。曾婆婆甚为安慰时,小儿媳却偷偷地将乡下的五间半老房子卖掉了。至于卖了多少钱,曾婆婆及其他儿女都不知道,只有生气。


到了5月,曾婆婆就住到了小儿子在镇上的家里。事实上,曾婆婆最想独自过。在她看来,子女多了,有时免不了听空话,且她一向独自过惯了,住在儿子家想吃什么吃不了,还得看媳妇的脸色。


就在5月,只因有个女儿迟迟未交200元钱,小媳妇脸色很难看,曾婆婆也颇感委屈。有一天,隔壁婆婆来串门,赞叹道:你真是好福气,有人轮流养你!曾婆婆正心事重重,随口答道:有什么好,就像吃讨饭!隔壁婆婆竟随即就将此话过到小媳妇耳朵里。


小媳妇为人好强泼辣,早就对婆婆过去没帮她带孩子而耿耿于怀。到吃中饭时,就在饭桌上,小媳妇不停地说她骂她,曾婆婆伤心得连饭都没吃几口。之后,媳妇天天给她脸色看,天天指桑骂槐,令她度日如年。


直至月底时,二儿子来接她,她才如释重负,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

在二儿子家过了一个月,她又来到了大儿子家。大儿子给她买了不少药,天天监督她吃,她的身体状况好多了。该去小儿子

家前,大儿子又给她买了一堆药,依依不舍将她送上了回邮亭的汽车。


车至邮亭时,曾婆婆在车站等了好久,不见小儿子来接她。都下午了,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,她只得前往离车站不远的熟人姚家歇息。小儿子一直没来接她,她只好在此住了两晚。


随之,在林家住了一天,又去附近东皇庙里住了四天四晚。就这样,曾婆婆背着行李在邮亭镇东一家西一家游荡了十三天,小儿子应该知道她回来了,却始终没有来找她,令她万分难过。


到了第十四天,曾婆婆无法可想了,一大早背着铺盖来到了东胜村村委会,找到村书记诉说她的困境。村书记赶紧给她小儿子打电话,让他过来接老母回家,可等到下午都不见他来。村书记又给小儿子的干爹打了电话,让干爹去劝劝他。


终于,到了晚边,小儿子开着车来了,没好声气地将她的行李搬上车。一路无话,却将她送回了他在村里的旧楼房跟前。旧楼房很久没人住了,儿子打开了偏屋的门,满脸怒容地说道,你就住这儿吧。


曾婆婆很生气,这偏房是家里以前养猪的地方,虽说早就没养猪了,但毕竟气味不好,下雨天还会漏雨。小儿子才不管母亲高兴不高兴,从正屋里搬来一张老式床,摆放在偏屋中央,随手拿了些被子床单之类搁在床上。之后,什么也没说,锁了大门,扬长而去。


闻讯赶来的邻居都气愤了,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。曾婆婆却欲哭无泪,正屋她进不了,什么米呀油呀菜呀,甚至柜子椅子等之类都没有,她的日子怎么过呀?二儿子也来了,默默地帮她料理了一下屋子,却没有带老母亲回家。他吞吞吐吐地说:他一个人也不好作主让老母亲到他家里住,还没轮到他家!


邻居们都摇摇头,纷纷离开了,留下曾婆婆面对散乱的场面。曾婆婆原本就是不服输的人,她想她每月有社保金,不如就顺应现实,过几天清静日子吧!后来,大足电视台记者不知怎么得知了她的遭遇,竟前来采访她,并随即播放了。


如此一来,一石激起了千层浪,小儿子与小儿媳怒气冲冲地回来了。小儿媳不客气地质问她:“你竟然让电视台来采访你,现在闹得天下都知道这事了,你再也不要在这里住了!这是我家的房子,你赶紧给我滚!”


见儿媳跳起脚在骂,曾婆婆也不搭话,独自站到了屋外台阶上。媳妇也跟着来到屋外,看了看地坪角落里长势良好的南瓜藤,明知故问道:“不是结了好几只南瓜吗?那只大南瓜呢,哪里去了?”


曾婆婆只好说:“什么菜也没有,我煮着吃了!”


媳妇这下骂得更凶了,如大街上骂街的泼妇,根本不顾老母亲的感受:“你丢了我的面子!我也顾不得你的面子!谁叫你吃,是谁叫你吃,我情愿拿去喂猪,也不给你吃,你给我赶紧滚吧!”说着,跑进屋内,拿起了老人的衣物,想也没想,就通通丢到了地坪里。


村书记与几位亲戚闻讯赶来,邻居们则远远地站在路边看热闹。当着村干部的面,小儿子一声不吭,小媳妇则依然骂声不断,骂老人厚此薄彼,从来没帮她带过小孩,她生小孩时也没吃过老人的鸡蛋;骂老人为老不尊,随便在外面说她的坏话;骂小姑子不守信用,不拿老人的生活费……


在高一声低一声的骂声里,曾婆婆就如泥菩萨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上,眼里满是晃晃的泪水。平日里,就是这个小媳妇挑起兄弟姐妹的矛盾,而小儿子却随她去骂去吵,怪只怪小儿子听信老婆!旁边的亲戚们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一个个上前劝小媳妇不要再骂了,当娘的毕竟是当娘的。也有的劝小儿子赶紧拉走自己的老婆,再骂下去就不象话了。


村书记眼见情势不对,赶紧一一给另外两个儿子打电话,找他们商量办法。大儿子说,他从来没拿过老人的钱,反倒花不少钱给老人买药。他毕竟是过继了,只能当出嫁的姑娘对待!二儿子更是退避三舍,他说,他会按约定来养老人,轮到他家他会尽责任!


村书记也没辙了,怕老人太难过,就将老人劝到邻居家。这边小儿子小儿媳恨恨地锁了门扬长而去。眼看着小儿子的车子急急而去,村干部劝老人先搬家再说,然后再起诉儿子们不尽赡养义务!


说搬容易,可搬到哪儿呢?


老屋让小儿媳卖掉了,大儿子二儿子家也不能长住!


最后,曾婆婆想起娘家侄子家的钥匙一直放在她这儿。他们都在外打工,他家房子除了过年回来住几天外,都十多年没人住过了。


实在顾不了那么多,给侄子打电话说了一下,侄子爽快地同意了。


第二天一大早,也即9月1日,曾婆婆就开始搬家了。她先去侄儿家打扫卫生,砍掉门前那些杂草。娘家嫂子也来帮忙了,二位老太太足足忙了一大上午。


待下午正式搬东西时,大足电视台又闻讯来跟踪采访。眼见着八旬老母凄惶的模样,记者们便带着她去找她的小儿子,看能否有转机?刚好她小儿子与儿媳都在家。眼见记者来了,小儿子使劲地推开镜头,小儿媳却不停地咒骂,骂老母亲更骂记者,那么多贪官不去报道,怎么报道我们小百姓的小事,要知道她从来没替我带过小孩也没有给我煮过鸡蛋……


自始自终,婆婆只是呆呆地默默地坐在沙发上,好似眼前的情景与自己无关,眼前的亲人也与自己无关。最后小儿子再次去推镜头,记者们只好带着婆婆离开。


我们来时,曾婆婆已在侄子家住了两晚。头晚找不到电源开关,摸黑过了一晚。第二天一大早,打了侄子的电话,才找到了电源,开始做饭了。


婆婆独自住在没有电灯的旧房子里时,她想到了什么呢?是否睡得安稳?我不由问她:住在这里还习惯么?


婆婆脸阴了,连连叹气说:有什么习惯不习惯,这房子虽旧,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!


问到有没有吃饭,婆婆指了指厅屋正中那张大圆桌。我一看,桌上摆了不少炊具,有电磁炉、高压锅、铁锅、碗筷等之类。

婆婆说,她就用电做饭炒菜。她还手脚麻利地揭开一只蒸锅给我看,她今天中午蒸了粉蒸肉呢,味道不错。


再看桌边,靠墙摆了四五只塑料桶,桶里盛了清亮亮的水,靠房门则摆着一只小柜子,柜子上摆了些茶壶茶杯之类。


经得她的同意,我来到她的房间,但见对门摆着一张三门柜,门都坏了,装满了侄子家的衣物。衣柜旁边摆着一张木床,堆了些婆婆的衣物。另一张简易床靠内墙放着,正对着窗户,床上铺着凉席,随意地摆了枕头被子等。房间自是简陋,也没有窗帘。


处处整洁,处处干净,我由衷地赞道:婆婆,你真能干!


曾婆婆却摇摇头说,不行了,到底年纪大了!身子没以前好,记性不好了!说着,她从小柜子上拿起一大包药,你看,这是我大儿子给我买的药,可我不记得该怎么吃,回来后就一直没吃!


见婆婆满脸悲伤,我忙另找话题,问道:婆婆,您这个月应该去二儿子家,怎么不去呢?他没来接你吗?


婆婆又摇摇头说,今天上午二儿子就来过,但我不想再和他们一起住。搬来搬去,真像讨饭的!


我急了,您都80多了,身边总得有人照顾,可不能再独自住了!


婆婆愣了愣,坚决地说道,我不想吃轮饭!村干部说要是没儿子愿


意照顾我,就让我去住敬老院!我也不想去敬老院!


为什么不去敬老院?敬老院至少有地方住有人做饭,也有老人作伴,比你现在独自住在这里好!您看您上厕所都得到隔壁家!


婆婆苦着脸说,敬老院里不自由,你看我有时要去赶集去走亲戚,


有时要去看老朋友,有时还得去庙里住几天,住进敬老院了就什么都做不得了!


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?婆婆一片迷茫。


曾婆婆比廖婆婆坚强,但她也不得不独自住在侄子家里,接下来她该怎么办呢?我们也一片迷茫。

……

未完,详情可查阅纸质版《创作与评论》

原载《创作与评论》2016年4月号上半月刊

《创作与评论》简 介
《创作与评论》,原名《理论与创作》,创刊于1988年,系湖南省文联主管、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创作与评论并重的公益性大型文艺期刊,曾荣获中宣部“三创一争”先进单位、全国文联系统先进集体、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、CSSCI来源期刊等荣誉;以“守望精神家园、营造思想空间、追求湖湘气派、兼容百家风格”为宗旨,立足湖南、面向全国,坚守理想、关注当下,是展示、推介当代文艺优秀成果的重要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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