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场 彭晓玲:空巢记(纪实文学)

2013年，渐近年关，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，阳光普照，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就等春天。

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，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。

浏阳西乡，镇头镇，大片大片的良田，都栽上了桂花树、罗汉松。良田由山地开发而来，现在，良田却栽种花卉苗木，变回山地。

当地的一位小学退休老师陪着我，就在由官桥通往北星的公路边，我们来到李菊梅老人家。

站在屋外，环顾四周，但见一幢幢色泽缤纷的新式楼房悄然立于阳光里，李菊梅家的二屋小楼满身灰暗，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式样里。

快下午两点，李菊梅刚收拾完厨房，闻声迎了出来。老太太瘦瘦的，脸有些苍白，齐肩的头发扎在脑后，看来应是精心染过，一件暗绿色的棉衣很得体，不像其他农村老太太那么衣着随意。

老太太忙慌慌地搬了几张靠背椅出来，放在台阶上的太阳里。然后开始给我们沏茶，我忙起身帮忙，但老太太坚持让我坐着，直到将茶一一端给我们，才小心地在旁边坐了下来。

老太太的表情一直不自然。

一种隐隐的谦卑与忧虑，这不应该是年关将至的气氛。

她的眼光躲躲闪闪，我问起话来也磕磕碰碰。

李老太太曾是个乡村裁缝，一辈子不会做农活，也很少做过农活。1955年年初，她刚刚20岁，经人作媒，与同年的张福全结婚了。张福全虽然其貌不扬，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裁缝，曾在株洲城建宁街建新服装店当过学徒，学得了一身好手艺。

婚后，原本心灵手巧的她随丈夫学缝纫，很快就操练出来了。开头几年，夫妻俩联手做上门生意，后来便各接各的活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夫妻俩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，一年四季辗转在镇头、官桥、井龙、扬眉等地，到处为人缝制新衣服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令人眼热。当然，他们的工价也不高，最多一块六毛钱一天，有时也只有一块二毛钱一天。

每年两人还得拿钱去生产队买五六千工分，不然就分不到口粮，间或还得交工商税，所赚的钱便所剩无几了。只是，他们还得尽力存些钱，家里的土房子实在太破旧了，随时都要坍塌。

说到她儿子了。

李菊梅身子单薄，结婚多年都没怀上孩子，令她抬不起头来。不知听了多少闲话，拜了多少菩萨，喝了多少苦浸浸的中药，到第十二个年头，她快绝望时，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！

生下了儿子张新优，她的头抬起来了一点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太太脸上有了隐约的笑容。只是，我太知道在漫长的苦闷与一丝喜悦之间，她承受了多少压力，背负了多少歧视。万一与人有了纠结，吵起架来，常会败下阵来，什么不下蛋的鸡婆，什么前世没做好事，要有多么恶毒就有多么恶毒！

李菊梅不光生了儿子，儿子还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儿子高中毕业了，家里的情况好转，他们还修了栋当地最好的土砖房。夫妻俩此时已50出头了，虽说带了不少徒弟，自己却有些做不动了！

此时，丈夫张福全眼见人们因分田到户手里宽裕了，当地人讨媳妇除了满屋子的新家具，至少会置办自行车缝纫机等，便试着在北星桥街上开缝纫班。不想来学的姑娘还挺多，每人收六块到八块一月学费，连办了两年，所赚的钱正好用来操办儿子的婚事。

儿子结婚后，很快就有了孙女孙子。他们家正好在公路边上，儿子做起了当时最热门的种子生意，也就是将此地村民治的种子贩卖到岳阳、汨罗等地。

到1985年，他们家又建起了当地最早的红砖楼房。

老太太眼睛有些花了，缝纫做不动了，心想就安心帮儿子带带孩子吧。就在老夫妻以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时，先是发现孙子张健脑子有问题，带到医院去检查，说是天生智障，全家人都蒙了。不久，儿子张新优做种子生意亏本了，将手里的钱都赔了外，还欠了大量外债。

张新优只得丢下一家老小远走他乡。

不久，媳妇离婚走了。

面对一双年幼的孙女孙子及猛然空落下来的房子，老太太病倒了，一病就病了好长时间。

说到这里，老太太脸上重又聚拢了阴云。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。

我看得懂那样的表情。

“您只生一个儿子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年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，再也没怀过了！”老太太叹道，“要是多生个女儿多好呀！”老太太又开始叹气。

“明知你们两位老人带不动孩子，媳妇怎么就离婚走了呢？你怨她么？”

“说不怨是假的，但既然自己的儿子走了，也不能强求人家年轻轻地就守着，她有她的日子要过呀！”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小，站了起来，往内屋去了，说要给我们添些热茶。

我不由暗地里责怪自己，我不应再触到她的痛处。

我忙站了起来，我的眼泪也要上来了。

我一下想起了廖婆婆，似乎所有的老太太，心酸的时候，止不住要流泪的时候，她们都必须要转身。

我来到地坪里，看看这栋旧式小楼，沾满灰尘的白色，几成黄色。

很快，老太太提着开水瓶出来了，仿佛不记得我问过什么，只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招呼我喝茶。

儿子媳妇走后，老夫妻毕竟年纪大了，再也做不动了，到1991年年底便正式歇业。他们强打精神，依赖往日不多的积蓄，重新学做农活。只是，儿子，逃债的儿子总是他们最深的牵挂。

儿子长时间不知去向，有人说在浏阳，有人说在长沙，还有人说在株洲。他们也不奢望儿子回来了，即便回来了，又如何面对庞大的债务呢？

就在那几年，常有人上门讨债，眼见他们一家的凄凉境况，大都摇摇头就走了。也有人会搬走一二件家里的家具，家里便越来越空，到现在就剩下几张睡觉的床，几件盛衣的柜，还有些桌子椅子。

孙女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，孙子读不进书，也干不成什么活，就让他干脆呆在家里。

大约在五年前的年底，也是快过年时节，想起在外飘荡的儿子，老夫妻不由满腹愁绪。那天晚边，孙子到隔壁家看电视去了，老夫妻坐在火房里烤火，相对无言。

突然门外有人在敲门，张福全起身去开门，一股冷风窜了进来，门外却没有人影。正要关门时，一位中年汉子却闪了进来。老头子吓得愣住了，来人却赶紧将门关上，反转身子过来叫了声：爹爹！

这一声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，令张福全不由一怔，莫大的怨恨与委屈汹涌而来，他早就憋着要狠狠地打他的耳光，他果真扬起手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。儿子站在那一动不动任他打，当他扬起手再要打时，李菊梅拖住了他的手，然后扑着过去抱住了儿子，哀哀地哭了起来。眼见着母子俩早已哭成一团，张福全也不由眼泪双流。 

老夫妻已年近80岁，儿子终于稳定下来，在株洲做生意，又组建了新的家庭。但是，他依然只能趁晚上偷偷地回家看看，又匆匆地离开，但好歹给这个家带来些许生气。

坐在温暖的阳光里，李菊梅说起往事，说完儿子，又担忧起快30岁的孙女只知道赚钱补贴家用却不结婚，担忧孙子在他们百年之后该如何生活，担忧儿子在外躲藏到何时？她说她不敢多着急，她患高血压多年，着急多了就头晕。不久前她还昏倒在地上，好在孙女刚好在家休假，赶紧将她扶了起来，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打针。

老太太说着又开始心痛起来，她真心心痛那些钱，也真恨自己得了这种病，常常得花钱买药吃。

正说着，张福全老人背着一只纤维袋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老队长。

张福全放下纤维袋，袋里跑出两只鸡。张福全如释重负似的，想要站直些，但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站不直了，毕竟，这是几十年的重压叠加。

张老比老伴看上去更显老，戴着一顶旧棉帽子，难得的是，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，人也乐观些。他几乎是带着笑说，想到只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，就去附近人家买了两只鸡。一旁的李菊梅却苦着脸，连连叹道：还买什么鸡？真是浪费！老队长忙附和道，买两只鸡用不了多少钱，过年还是让孩子们吃好点！

老太太一直嘀咕着，又花钱了，本来可以不花的。

张福全不再搭理她，也和我们说起昔日做缝纫的日子，故事又要重演一遍了，回忆大概是他们俩主要的生活。说出来，或者没说出来，都是那些逝去的好时光。

张福全说着我已听过一遍的故事，我还是听出了别的内容，因为他是带着笑意说的。这笑意还一直延续到他主动说到儿子身上。他说，就是这样了，只有面对，儿子有家难回，只要他在外平安就行。

我不敢接话，因为旁边还有老太太，她又一次起身去为我们添开水。

临走时，张福全托我去问问镇上，原本，他们夫妻俩与孙子从2010年就吃了低保，有了低保吃饭至少还能对付，都两年了，不想今年就取消了，他想不通。他说：我们再也干不动活了，没有任何收入，孙子又不知事，真希望能赶紧恢复低保，不然我们日子就难过了。我赶紧表态要去镇上查一查是怎么回事，我说得很坚决，那几乎是本能反应。

张福全露出深深的感激。

从深深的忧虑，到深深的感激，我突然明白我满口答应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我顿时黯然。因为，我也只能建议镇政府恢复他们的低保，但决定权不在我手里，只怕不能帮上他们。

走出他家地坪，夫妻俩还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，张老那佝偻的背，他俩脸上勉强的笑意，令我不忍多看。我赶紧将视线投向了屋一侧的菜地，菜地很宽，种的菜却不多，长得也不好。

是的，人老了，连菜地都不太听他的使唤了。

走出半里路了，老队长从路边站了起来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了我前边，蹲在路旁等我。我忙停下车来。

话题再一次回到张老一家。

老队长是张福全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，他再一次为我复述了张老一家的故事，只不过夹杂了他特有的唏嘘和感叹。他的表情，他的怜悯，还有他复述时增添的几个小细节，让我更加沉重起来。

张福全的儿子张新优，当年贩卖假种子出事，导致不少村民颗粒无收，被判三年徒刑。虽是缓期执行，但还是匆匆逃走了，

他老婆也丢下一双儿女离婚走了。

仿佛是摆脱不掉的霉运，张新优的儿子是个傻子。这个傻儿子有一天跟人说，自己的爹晚上偷偷回来过，去年还接全家去株洲过年。于是，苦守在家的老两口的低保被取消了。

傻儿子今年又说了，今年，他爹做生意亏本了。肯定是偷偷地都没回来了。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田野间处处铺展着喜人的新绿，隐约的花香。

浏阳不少姓氏都是从江西迁移而来，称江西人为老俵。我平日里也到过宜春、婺源、景德镇，但都是一游而过。这一次去吉水，肯定要走村入户。一路上，春光明媚，田野上已有人在忙碌。我又想起了廖婆婆。失散多年的廖婆婆。

金滩镇就在吉水县城边上，靠近吉水工业园，这里的年轻人依然出外打工，去工业园上班的人不多。那天上午直奔金滩镇麻塘村，村子里房屋比较拥挤，且大都是三层以上的高楼。我不明白，为何在乡村要建这么高的楼房，便问村支书。邓支书是一个精明强壮的中年汉子，他笑了笑说，还不是在外赚了钱，回家就建高楼啰。我们村里的地金贵呢！

随着村支书左转转右转转，来到一栋旧旧的两层楼房跟前，走进堂屋内，悄无声息。村支书高声地喊叫起来，屋后传来尖细的应答声。循声过去一瞧，后面还有几间杂屋，就在宽宽的过道上，站着一个手拄拐杖的瘦小的老太太。

小老太太一头齐耳银发，穿着棕色花上衣，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几人。她对村支书说，你们是谁？找哪个？她竟然不认识村支书。

村支书笑了，与赶来的另一位穿蓝格子上衣的老太太进堂屋里提凳子，张罗着大家在后面过道上坐下，老太太与那位蓝格老太坐在一起。蓝格老太曾经是她以前的邻居，见今天出太阳了，特地来看看她。

老太太已经96岁高龄了，看上去依然那么精致！她叽叽呱呱说了一堆土话，我听不懂，只得扯着村支书当翻译。原来，老太太是孤寡老人，无儿无女，现随夫家侄子生活，村支书帮她办过五保手续，也时常来看看她。

可就在聊天时，她时不时抬头看看他，疑惑地问他，你是哪个？来干什么？村支书只是憨憨地笑，我想笑却满心酸涩。

她那么谦卑那么小心翼翼，她应该会记得任何一个帮过她的人，是生活的艰难还是病痛的折磨，让她几乎记不起一些人和事呢？等知道眼前是村支书呢，她赶紧陪小心，邓支书别见怪呀！你看我的眼睛又出毛病了，七八年前在吉安市人民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，当时效果蛮好，可后来眼睛时不时发红，还看不清东西。

说着说着，她又问村支书，你是哪个？来干什么！问过后，眼巴巴地看着村支书，满脸无辜。

老太太一生波折重重，两岁时被家里送到麻塘一农户家当童养媳。至于第一任丈夫什么时候过世，她已记不太清了，也不记得他什么名字。她当时年龄实在太小，也没有怀过小孩。

第二任丈夫邓正和，无兄无弟，也是一个种田人。据说很早就参加过革命，但刚刚解放时，，不久也死了。她当时还只有20多岁，也没孩子，又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。

刘九斤30岁时，与第三任丈夫邓富其结婚了。邓富其也是麻塘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农闲时就帮人杀猪，赚几个零碎钱或赚些猪头肉。他对她不错，不嫌弃她嫁过几次，只是他俩也没有一男半女。到1979年邓富其因病过世了，此时她刚刚50岁，除了几间旧房子，什么积蓄也没有，她再次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。

她个子矮小，干活赶不上别人，别家女人一天有八分工，她只有四分工，实在很吃亏。好在她脾气好，爱干净，见人就笑就热情地打招呼，从不与人争高低，大伙倒没怎么为难她。

在广阔的乡村，像她这样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的女人，免不了会遭受欺侮。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努力忘却受排挤的屈辱，拚却全力去劳作，已成为她生活的底色。

后来，分田到户了，她也分得了八分田，还有些自留地和自留山。她就靠这些田土为生，一个无依无靠又力气单薄的女人，如何熬过那些漫长的日子，老太太不愿提及，也实在不堪回首。

她时不时温和地看看我，然后左手拍拍右手，拍拍右脚，脸露痛苦地对我说：我咯里痛，我咯里也痛，痛得走不了路！说着说着，嘴就扁了起来，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，恨不得大声哭起来。

看着她眼巴巴的模样，我的眼涩涩的，只得将视线落到她的拐杖上。我甘愿是她的女儿，能上前抱抱她。此时，她和蓝格老太并排坐在厨房门口，那根木拐杖就靠在她身边墙上，把手已被磨得发亮。蓝格老太赶紧握住她的手，老太太情绪才渐渐稳定。

原来就在2010年12月初，一天早上，老太太刚走出大门，因头天晚上打霜了，就腾地摔倒在地，怎么爬也爬不起来。闻声赶来的侄子邓根仔赶紧将她送到村卫生室，乡村医生自然瞧不出老太太的腿到底伤成了什么样子，只给她开了四五天的消炎针。

打过几天吊针后，老太太的腿依然红肿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这一躺就是一年多。老太太只是安静地躺着，从不讲起自己的苦楚，也不从说起自己的腿其实一直在痛。侄子侄媳倒是饭时送饭，茶时送茶，还以为是她年纪大了，伤痛恢复起来不容易。

一年之后，老太太依然不能直起身来，需要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背，才能缓慢地行动。侄子傻眼了，忙带她到吉水医院检查，才发现当初腿摔骨折了，现在骨折处长歪了。但为时已晚了，只能任其如此了，又有谁知道她到底遭受过怎样的煎熬？也许在侄子们看来，能接她过来一起过日子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，就是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了！

蓝格老太依然握着她的手，怜惜地看看老太太，老太太的泪水缓缓地流了出来。见我们在看她，她从裤口袋里摸出一条小方巾，赶紧将泪擦掉。她无辜地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努力地想绽出些笑容。我不忍看她，赶紧将视线又落到她的拐杖上。

就在她91岁那年，见她越来越弱，又不愿去敬老院，侄子将她接到自己家里来，以便照顾照顾她。侄子是泥水匠，大多数日

子都在吉安、吉水一带打工干活，在家的日子很少。侄媳妇就留在家里，照顾家也照顾她，这一段时间却不在家，去吉水城里带孙女去了，都去了好长一段日子了。

老太太孤身一人，一般晚上七点多就睡，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。早上就什么也不吃，中饭、晚饭就用电饭煲熬点稀饭，也没力气去摘菜或买菜，也做不了菜，就拌点自制的水豆豉（豆拌酱）。人老了，吃点就够了，老太太从不愿意给侄子侄媳妇添麻烦，坚持自己洗自己的衣服，还坚持每天拄着拐杖，缓缓地打扫楼下及屋前屋后的卫生，劝也劝不住。

老太太耳朵不太好，眼见着我们在说话，只微微地笑。村支书告诉我们，老太太已吃了十多年的五保，现在每月除了农保金55元，还可领到100元五保金，她住院的医药费也可全部报销。可她节省惯了，虽说平时少不了头痛脑昏，她最多让人叫来村里的乡村医生给她吊水。

我问她，病了怎么舍不得去住院？

她红着眼说，怕添乱，也怕用钱。她都90多了，活够了，现在是拿自己的命在捱日子呢！

我的心沉甸甸的，也很疑惑，老太太怎么70多岁才吃五保？她之前长长的老年岁月，应是干不了什么活，又靠什么生活呢？蓝格老太犹豫地看着我，村支书也一声不吭地看着我。

老太太这下听清楚我的提问，坦率地说，我以前就给老了的人穿衣做鞋！

见我不太明白，蓝格老太解释道：我们这一带谁家死了人，她就去给死者洗抹身子，穿寿衣戴寿帽做寿鞋。她做事很用心，每家都会给些钱，她就积攒下来，靠这些钱过日子呢。

原来如此，我只觉后背凉嗖嗖的。老太太那么瘦小，又老了，且不说洗抹死者身子的辛苦，难道就不害怕么？更别说旁人异样的嫌弃的目光！

老太看了看我说，我当然怕，有时怕得打哆嗦，整晚整晚睡不好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一次可得一二十元，还可赚几天吃喝呢！除此之外，我这个孤老婆子又到哪里挣钱呢？可自上次摔跤后，我就不能去做了，成了没用的孤老婆子了。

她的眼眶又红了，我赶紧将事先备好的小红包递给她，不想她却尽力推辞，还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她没拄拐杖，真怕她摔倒了，我赶紧上前握住了她的右手。她却趁势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是那么干瘦那么凉，我清楚地看到有泪从她红红的浑浊的眼里滚落了出来。

我情不自禁地抱了抱她，她的身子依偎着我，是如此单薄，如孩子般单薄。我真是万分怜惜。这真是个命运波折又自尊自爱的老人！

有些依依难舍，在她身上，也许我看到了逝去的妈妈或者是廖婆婆的影子吧！

我在金滩镇前前后后呆了四天时间，除了采访，都呆在工业园边上顺天酒店二楼520房间里，整理整理采访情况，看看书，还在电脑上看看电影，竟意外地搜到了迈克尔·哈内克的《爱》。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“年岁增长所带来的身体衰弱及耻辱”的故事，用缓慢的纪实叙事手法，细致、冷静、温和地描绘了一对老年法国夫妇，乔治和安妮，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历程。

乔治和安妮原本都是音乐教师，已年过八十。老两口相依相伴，看演出，听音乐，看书，生活过得安逸也很有情趣。可安妮第一次中风出院，就偏瘫了，还能用一只手吃饭、看书，还能开着电动轮椅在客厅旋转。她不愿去老年公寓，不愿去冷冰冰的医院治疗，乔治独自尽心尽力地照顾安妮。

安妮第二次中风出院，状态很糟，只能卧床，且意识时常模糊，一切全要照料。老乔治艰难地顽强地照顾着安妮，最后竟用枕头闷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安妮。老乔治买来洁白的鲜花，精心修剪，细心洗涤，洒在安妮的周遭。之后，他推开大门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，从此不再回来。

有人说过：长年累月的疾病不仅折磨着患者，更折磨着亲属，最终一点点地摧毁常人的理智。在《爱》中就有很多东西难以直视，比如恶疾带来的不堪，比如亲眼看到出类拔萃的爱人慢慢凋零的钝痛，比如老人的意志与尊严在疾病面前慢慢消失的无奈。

“生命怎么这样漫长？”安妮在中风瘫痪卧床时的这句话，一直萦绕在我脑海。我想，只有当一个人活得生活起居必须依赖别人，活得没有尊严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，才会绝望地感叹生命之长。

想想吧，即便在敬老院里，在生命的最后历程，与众位老人呆在一块，可能会比独自一人在家要热闹。但依然只能简单地挨着日子，依然不能生病，生病就会立刻陷入不堪的境地。我不知道廖婆婆到后来有没有生病？她娘家的侄子们又对她如何？实在不堪想象。

面对现实，你终将老去，我也会终将老去，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终将老去。老去的时光又是怎样的光景呢？最好不要孤独，最好不要困顿，最好不要病痛，只要安然而逝！

河北之行第一站是赞皇县嶂石岩乡王家坪村，按照铁凝小说里的话说，这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。

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赞皇县，我知道得更多的是保定、邯郸、荷花淀、西柏坡，甚至井陉、正定等地方。

赞皇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地段，距省会石家庄市仅50公里。已是四月底，从石家庄出发，高速两旁也是葱茏的麦地，绿意恣意流向远方。我还惊讶地发现了，排排杨树间，间或会闪过一二棵槐树，挂着串串曼妙的白花，应是许多北方作家反复赞美过的香甜可口的槐花了。

车过赞皇县城后，往西有两条山谷：一在正西，曰许停川，两旁皆是贫瘠山区；另一条沿槐河南岸南拐，而后西转，曰里川沟，直达王家坪村。渐渐地，窗外为曲折的山地，公路宛若藤蔓，缠绕在槐河南岸高高低低的山峦上，一会儿谷底，一会儿山头。山上有树，多是近些年嫁接的枣树，刚刚挂上嫩叶。

最令我着急的是，随路而行的那条槐河，河床看上去很宽，却干枯见底。河床上，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还胡乱地生些杂草，丑陋荒凉。我来自南方，每每看到北方那么多河道没有水，就心绪低落。

没有水，人们的日子怎么过？

河岸宽敞处,看得见或大或小的村庄，房屋周围也会有几棵绿树，但几乎都是灰扑扑的。村庄四周田地不多，大都为零星的菜地。其时阳光灿烂，风有些凉，干燥。好在越往里走，山越来越高大，气势越来越足，山高林密，欢欣就从心底升起来。

王家坪村两面环山，是嶂石岩乡最大的行政村。该村有1300多人，耕地面积却只有300多亩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有限的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、玉米，也出产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、黑枣，日子自然过得艰难。当打工潮席卷而来时，村里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外出打工了，只剩下女人孩子与老人留守。

车向右拐，横过干涸的河床，拐上一条仅容一车的水泥路，路旁全是些新新旧旧的房子。行没多远，车呼地停在重重房屋之间的广场上。司机打开车门说，到了，就是这里，你去村卫生室找延医生，他会替你安排好一切。

村卫生室不大，是一栋三开间平房，当门摆着一张大办公桌，后面靠墙立着两个灰色铁文件柜。一位身穿军绿色解放装上衣、花白头发的胖大哥正在认真地写着什么，闻声站了起来，看了看我，满面含笑地问：“来了？累了吧！快坐坐！”温和而儒雅，一位忠厚长者，便是延大哥。延大哥年轻时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还当过村上的干部，当年亲手在村里建起了医疗站，从此坚守在村子里。

延大哥很忙，接下来两天，都由胖胖的延大嫂带我在村子里采访老人。就在来的那天傍晚，趁天未黑，我在村子里走了走。偌大的村落，除了偶尔有几个小孩嬉闹着跑过，或几个老人匆匆走过，很是安静。静得竟有些空洞，寂寥。

走走停停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村外田土里几乎没种小麦，倒种了不少土豆，也有的成了菜地，也有的就随意地撂在那里。那些新砌的带院子的楼房，大都建在原来的田土里，。看来，这么多年来，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，赚了钱，新建了不少院落，也就看轻了田土。

，第二天上午延大嫂就带我去了。延大嫂告诉我，延四太今年80岁了，都中风几年了，一直独自住在一个院子里。他一年到头几乎不出院子，村里人甚至很少想起他了。

他家的院子靠内，当走进其落寞荒凉的院子，但见他正呆坐在台阶上，视线却不知落到何处。延大嫂喊了他几声，他充耳不闻。直到我们走到他跟前，他才惊醒过来，随后右手摸到靠墙放着的拐杖，左手摸到椅背，吃力地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延大嫂赶紧上前扶住他，让他坐下。

老人重又艰难地坐下，叽叽咕咕说了几句，我什么也没听清。我想，糟了，虽知道老人已偏瘫五六年了，没想到他说话也不清楚，交流肯定有困难。延大嫂从屋内找来一张小板凳，还有一张高靠背椅，我们在他跟前坐下来。

老人脸上花白的胡须有些零乱，穿着件深蓝色的解放装上衣，里面穿着一件棕色的内衣，里外都只扣了一粒扣子；而蓝色的裤子有些肥大，脏兮兮的；光脚穿着双黑色旧布鞋，脚胖乎乎的，好似肿了似的。丝丝异味自他身上飘来，老人却定定地望着我，那有些无辜的神情，任谁都会莫名地酸涩。

曾经高大健壮的汉子，曾经村子里的风云人物，老了竟落到如

此无助的地步。而他不得不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命运真是无常呀。

解放初期，正值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，延四太积极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，干起工作来热情似火，又舍得学习，深受当时领导器重。

到1954年上半年，刚刚20岁，他就当上了野草湾区区工委秘书。他自是踌躇满志，想着好好干一番事业。可两个儿子接连出生，家里还有老人、弟弟、妹妹，光靠他每月30块的工资连买口粮都困难。

到1958年，趁各地成立人民公社时，他一咬牙辞掉了组织上为他分配的工作，义无反顾地回家挣工分了。

毕竟是曾经的区委秘书，有头脑有见识，大家都很信任他，选他当大队队长。他也不负众望，也不去搞什么大鸣大放，只管抓粮食生产，至少不能让人饿肚子，也没怎么让村里人饿肚子。

，村子里闹起了革命，延四太不得不靠边站，也无怨言，该干啥还干啥。

可到1972年年初，村民们说什么又让他为大家主事，他只得又出山了。先后干过了大队会计、大队长、村革委会主任、村支书，最后于1993年60岁时他才从村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了。

延四太还是为村子办了不少实事，且不说带领全村人在地里刨食那么多年，村里的基本建设也成果不少，比如虎宅口截流工程、三口吃水井、村里的道路等。他还带头办过地毯厂，虽没有成功，但为此付出了心力。

子女多，他家经济状况不好，却一直以公心来干事，凡吃亏的事走在前面，在村里威信极高。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老者，倘身体没病没灾，应能颐享天年，有事没事还可沿街到处坐坐，与老人们拉拉家常，也是一种享受呢。

说来延四太有三个儿子，想当初都是高大健壮的汉子。大儿子玉廷生于1954年，原本在赞皇机械厂当临时工，后来厂子破产了，只得四处打打工，老了也就回老家了。

二儿子生于1956年，当初保送上了大学，原本分配在邯郸铁路上班，结婚后转到赞皇机械厂，一家人早就在县城扎下了根。

厂子破产后，办了退休手续，总算还有微薄的退休工资。

三儿子生于1963年，只有小学毕业，一直在外打工。几年前得了淋巴癌，四处医治，拖到去年过世了。至于女儿，就嫁在村子里，也40多岁了，一有时间就来料理料理自己的父亲。

大儿子、三儿子早就新建了房子，搬出去了，偌大的院子就留两位老人留守。没想到2009年那年，老伴刚刚70岁，就过世了，丢下他独自守着旧院子。也就在这一年，老人惶惶不可终日，高血压病加重了，竟一跤摔进了赞皇县医院。经医生全力救治，命是保下来了，右边手脚却偏瘫了，从此活动极不灵便，不得不撑起了拐杖。

出院后，老人坚持独自住在老院子里，三个儿子反复商量后，才确定一家轮流十天照顾老人，正好一个月。对此，老人不乐意，但也没办法。

老大、老三好办，可就近照顾。轮到老二，他就从县城里回来，借住在邻居家，料理老人吃喝拉撒。有时呆了五六天后，提前将后面几天吃的用的都备好，交代他人到时帮忙照顾一下，就回城去了。

老人说话吃力，又吐字含糊，儿子们都不太愿意与老人说话。至于老人漫长的黑夜怎么过，漫长的白天又怎么打发，谁都没多想多管了。儿子们都有自己的家，都过得不轻松，都有忙不完的事，别让老人挨饿能按时吃药就行。第二年上半年，老人在院子里又摔了一次跤，又住了一次院，偏瘫更严重了。

平日里老院子少有人来，老人独自在家时，也想活动活动，或从屋里移到屋外，或从屋外又移到炕上。可稍不留心就摔跤了，每摔一次，偏瘫就严重一次。儿子们大为恼火之余，再也没有送他上过医院了，最多请延大哥来吊吊水。 

有什么办法呢，除了每月55元农保金外，老人没有什么积蓄。虽说当过长达二十四五年的村（大队）干部，因曾经中途中断过，也就没有任何补助了。如此状况，他只能靠儿子们接济，按儿子们的意愿办。

当然，老院子处处破败，还隐隐约约飘荡着异味，老人话也说不清楚，还时不时地流口水，儿女们都不想呆久了，外人来得更少。天气好时，老人还可屋里屋外移动。倘天冷了，一天到晚只能呆在屋子里了。村里人很久不见他，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还偶尔想起他。

就在今年正月，正是天寒地冻之时，轮到老二管他。这天，老二料理老人吃过午饭后，就安排老人坐在睡房里的火炉边上，自己则出外串门去了。

老人也许是想站起来移动移动，也许坐着打起了瞌睡，竟不小心摔倒在地，帽子也掉在地上，右脚触到了滚烫的火炉壁上。也不知他默默挣扎了多久，或者根本无法挣扎。而儿子始终没回家。他始终躺在地上，脚始终未能从火炉壁上移开。

待到傍晚，碰巧一个本家侄子来看老人，见屋子里没有灯光，在院子里叫了他几声，也没有声响。他感觉异样，走进内屋一看，老人正躺在地上，光着头，右脚靠在火炉上，屋子里飘着一股焦味。吓得侄子赶紧去扶他，才发现老人双眼紧闭，双手冰凉，应是昏迷多时了。

老人又高又大，他叫来了几位邻居来帮忙，才将老人搬到炕上。再查看他的右脚，脚背早就烫坏了，烫焦了，令人不忍多瞧。

老人说话含糊，聊天就有些累。聊了不长时间后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，行动迟缓地抽出根烟。石家庄牌香烟。自顾自地抽起来，两眼茫然地望着院子。

延大嫂悄悄地告诉我，老人好抽烟，中风后抽得更厉害了，就抽最便宜的石家庄牌。抽过了，就随手将烟蒂丢在地上。等过了些日子，没烟抽了，就摸索着将地上的烟蒂一一捡起来，又抽一次。

就在老人抽烟时，我进屋内瞧了瞧，就在厅堂里，正对着大门，摆着香案及八仙桌。香案上一片零乱，那幅中堂画及对联有些旧了，依然如此醒目：华堂万年新，琼阁千古香；横批：气壮山河。再往内，是老人住的房间，光线昏暗，靠内墙是炕，炕上被子胡乱地摊开。

而进门左边就放着只火炉子，我想当初老人应该就摔在这里。他的右脚背后来溃烂了，到现在还红肿着，当时还不知痛成什么样呢。要是他老伴没过世，至少还能照顾他陪伴他。伴没了，剩下他难免凄惶。

想想老人昔日的气概，想想眼前的情景，不觉有些凝重，我忙退了出来。重新回到台阶上，老人还在抽烟，茫然地看着院子，一动不动。

这时，我发现他椅子旁边的破纸箱上搁着一本《家庭》杂志、一本《人生预测万年历》，还有几张报纸，都被翻破了。老人还看看书报么？我指指那些书报，问他：您是不是喜欢看书看报？

老人的眼睛刹时亮了亮，随即又暗淡了。他艰难地告诉我，之前他一直爱看书，偶尔还会买书，比如《中国通史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等等。再累再苦，一有时间，就看得如痴如醉，却常遭老伴数落不会过日子。可他现在七八年不看书了，这些书他只是偶尔翻翻。眼睛看不了，也没心思看。

这时，他环视了院子一眼，黯然地叹了叹气，说道，你看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糊糊涂涂过吧，什么都不想了。能多活一天就活一天，能吃就吃吧！

这几句话，他说得清清楚楚，如震耳的雷声滚过我的心头。我一时无言以对，愣愣地看着他抽烟。老人其实什么都明白，默默地承受着一切。

人言道“莫做迟孝之人”，也就是说，不要等父母离开我们，才后悔当初自己忽视了自己的父母。对父母而言，不一定要子女赚多少钱他们才高兴，只要子女平安，多抽时间陪陪他们，陪他们聊聊天。就算只吃萝卜青菜，他们也会热泪盈眶。因为子女回家了，他们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

人活在世上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罢了，不管穷也好，富也好，最后都要化归为零。家人，亲戚，朋友，这些才是我们的财富，那些千万家产也仅仅能用来炫耀罢了。

公元701年，武则天将该年年号定为“大足”，谓“大足天下，天下大足”。五十七年后，其曾孙唐肃宗颁令设置大足县，其地位于四川盆地东南。至1975年，大足县分为双桥区和大足县，至2011年撤销双桥区、大足县，设立大足区。

大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，是驰名中外的“石刻之乡”“五金之乡”“鱼米之乡”和“鲤鱼灯舞之乡”。域内遍布摩崖造像，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，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、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，从世俗到宗教，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，而弥足珍贵。

我投奔友人小燕而来。她写过一本《大千大足》诗集。时在九月，一下飞机便发觉重庆细雨霏霏，甚是凉爽。小燕是大足电视台的编导，听说我要采访空巢老人，便向我提及前几天在大足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，80多岁的老母生有三个儿子，却无家可归，借住在娘家侄子家。

这天下午，我们租了一辆的士，直驱这个故事的发生地——邮亭镇东胜村。

一条斜路入村，村头立着几栋土墙旧屋，处处不见人影。循着低低的说话声前行，来到一栋小平房跟前，但见厅屋内两个老年男女在聊天。小燕上前询问：曾宪昭婆婆住在哪里？穿大红T恤的瘦老头赶紧迎了上来，热情地走在前头，给我们带路。

走了大约一百米后，就停住了，指了指对面田垅里一栋红砖外墙的两层楼房：就住在那栋房子里，你们自己去吧。谢过他，继续往前走。再回头看时，他早已不见人影。

田垅里水稻长势很好，飘荡着成熟的稻香，四周依山散落着一栋栋漂亮的楼房，一片安宁。来到那栋老式红砖楼房侧边，但见前坪里野花野草长得茂盛，门前那条小路一看就是有人刚刚重新清理出来的。大门虚闭，一推就开，一位老婆婆闻声从右边房里走了出来。

原以为她已弱不禁风，谁知她看上去挺精神，齐耳短发，声音洪亮，身材壮实高大，腰板直直的，穿着桃红色花衣黑色裤子黄色跑鞋。得知我们的来意，婆婆并不觉意外，赶紧搬出几张椅子让我们坐在厅屋里。

曾婆婆今年82岁，19岁嫁给了本队的陈能圣，第二年生了大女儿，随之，夫妻俩又生育了三儿两女。大儿子陈显传，今年59岁，已从许家沟煤矿退休了，现住在荣昌县他女儿家。因陈家大哥没有儿子，显传20岁时就过继给了大伯，大伯当时在许家沟煤矿工作。按当时政策，显传22岁时就顶职到煤矿上班了。

近几年来，倒是这个过继的儿子照顾她最多，照顾最好。二儿子陈显华只有小学毕业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今年55岁了。他老婆早在十多年前就外出打工，他一双儿女也在外打工，他却呆在家里干干农活。

三儿子陈显富今年45岁了，有二个女儿，大女儿都结婚了。因他修汽车技术好，收入颇丰，已在邮亭镇步行街金地阳光小区买了套100多平米的大套房。至于三个女儿，大女儿二女儿都嫁在附近玉龙镇，小女儿嫁在高升镇，都在外打工。

早在25年前，丈夫突发脑溢血过世后，儿子们就分家了。小儿子刚刚20岁，曾宪昭就伴着他住在陈家老屋。几年后，小儿子结婚了，曾宪昭就独自生活。她那时还不到六十岁，身体硬朗，地里家里的活都能对付。

当小女儿生了第二个儿子后，就将母亲接了过去，帮她料理家务带带孩子。一住就是五年，儿子们并没有拿生活费给她，花销一概由小女儿承担。小女儿女婿先在附近打工，后来双双到广州打工，他们希望母亲就伴着他们过日子。

小儿子却打来电话要曾婆婆回去，之后干脆将她接了回来。回来后，曾婆婆依然独自生活在老屋里，毕竟年纪大了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胃疼、脑血管硬化等毛病都来了，有些活也干不了。如此一来，儿女们商定每家每月给老母亲40元钱，所有儿女都按时拿了钱，但小儿子一直没拿一分钱。

就在六年前，几个儿子一商量，每人拿出了1200元钱，给老母亲买了份社保。到今年年初，曾婆婆每月能领到1200元社保金，每月还有70元养老金，儿女们每月40元钱就不再拿了，她倒觉得如此挺好。

可就在此时，儿女们又决定让曾婆婆到三个儿子家轮流吃住，每家一个月。之后，抓阄确定了大儿子小儿子二儿子家的轮流顺序，轮到哪家曾婆婆要拿出400元钱，三个女儿则每人要拿200元钱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元就当作曾婆婆的伙食费看护费。

从4月1号开始，曾婆婆住到大儿子荣昌的家里，在此安安稳稳过了一个月。大儿子不光没要她拿钱，还带她检查了身体。曾婆婆甚为安慰时，小儿媳却偷偷地将乡下的五间半老房子卖掉了。至于卖了多少钱，曾婆婆及其他儿女都不知道，只有生气。

到了5月，曾婆婆就住到了小儿子在镇上的家里。事实上，曾婆婆最想独自过。在她看来，子女多了，有时免不了听空话，且她一向独自过惯了，住在儿子家想吃什么吃不了，还得看媳妇的脸色。

就在5月，只因有个女儿迟迟未交200元钱，小媳妇脸色很难看，曾婆婆也颇感委屈。有一天，隔壁婆婆来串门，赞叹道：你真是好福气，有人轮流养你！曾婆婆正心事重重，随口答道：有什么好，就像吃讨饭！隔壁婆婆竟随即就将此话过到小媳妇耳朵里。

小媳妇为人好强泼辣，早就对婆婆过去没帮她带孩子而耿耿于怀。到吃中饭时，就在饭桌上，小媳妇不停地说她骂她，曾婆婆伤心得连饭都没吃几口。之后，媳妇天天给她脸色看，天天指桑骂槐，令她度日如年。

直至月底时，二儿子来接她，她才如释重负，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
在二儿子家过了一个月，她又来到了大儿子家。大儿子给她买了不少药，天天监督她吃，她的身体状况好多了。该去小儿子

家前，大儿子又给她买了一堆药，依依不舍将她送上了回邮亭的汽车。

车至邮亭时，曾婆婆在车站等了好久，不见小儿子来接她。都下午了，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，她只得前往离车站不远的熟人姚家歇息。小儿子一直没来接她，她只好在此住了两晚。

随之，在林家住了一天，又去附近东皇庙里住了四天四晚。就这样，曾婆婆背着行李在邮亭镇东一家西一家游荡了十三天，小儿子应该知道她回来了，却始终没有来找她，令她万分难过。

到了第十四天，曾婆婆无法可想了，一大早背着铺盖来到了东胜村村委会，找到村书记诉说她的困境。村书记赶紧给她小儿子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接老母回家，可等到下午都不见他来。村书记又给小儿子的干爹打了电话，让干爹去劝劝他。

终于，到了晚边，小儿子开着车来了，没好声气地将她的行李搬上车。一路无话，却将她送回了他在村里的旧楼房跟前。旧楼房很久没人住了，儿子打开了偏屋的门，满脸怒容地说道，你就住这儿吧。

曾婆婆很生气，这偏房是家里以前养猪的地方，虽说早就没养猪了，但毕竟气味不好，下雨天还会漏雨。小儿子才不管母亲高兴不高兴，从正屋里搬来一张老式床，，随手拿了些被子床单之类搁在床上。之后，什么也没说，锁了大门，扬长而去。

闻讯赶来的邻居都气愤了，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。曾婆婆却欲哭无泪，正屋她进不了，什么米呀油呀菜呀，甚至柜子椅子等之类都没有，她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二儿子也来了，默默地帮她料理了一下屋子，却没有带老母亲回家。他吞吞吐吐地说：他一个人也不好作主让老母亲到他家里住，还没轮到他家！

邻居们都摇摇头，纷纷离开了，留下曾婆婆面对散乱的场面。曾婆婆原本就是不服输的人，她想她每月有社保金，不如就顺应现实，过几天清静日子吧！后来，大足电视台记者不知怎么得知了她的遭遇，竟前来采访她，并随即播放了。

如此一来，一石激起了千层浪，小儿子与小儿媳怒气冲冲地回来了。小儿媳不客气地质问她：“你竟然让电视台来采访你，现在闹得天下都知道这事了，你再也不要在这里住了！这是我家的房子，你赶紧给我滚！”

见儿媳跳起脚在骂，曾婆婆也不搭话，独自站到了屋外台阶上。媳妇也跟着来到屋外，看了看地坪角落里长势良好的南瓜藤，明知故问道：“不是结了好几只南瓜吗？那只大南瓜呢，哪里去了？”

曾婆婆只好说：“什么菜也没有，我煮着吃了！”

媳妇这下骂得更凶了，如大街上骂街的泼妇，根本不顾老母亲的感受：“你丢了我的面子！我也顾不得你的面子！谁叫你吃，是谁叫你吃，我情愿拿去喂猪，也不给你吃，你给我赶紧滚吧！”说着，跑进屋内，拿起了老人的衣物，想也没想，就通通丢到了地坪里。

村书记与几位亲戚闻讯赶来，邻居们则远远地站在路边看热闹。当着村干部的面，小儿子一声不吭，小媳妇则依然骂声不断，骂老人厚此薄彼，从来没帮她带过小孩，她生小孩时也没吃过老人的鸡蛋；骂老人为老不尊，随便在外面说她的坏话；骂小姑子不守信用，不拿老人的生活费……

在高一声低一声的骂声里，曾婆婆就如泥菩萨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上，眼里满是晃晃的泪水。平日里，就是这个小媳妇挑起兄弟姐妹的矛盾，而小儿子却随她去骂去吵，怪只怪小儿子听信老婆！旁边的亲戚们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一个个上前劝小媳妇不要再骂了，当娘的毕竟是当娘的。也有的劝小儿子赶紧拉走自己的老婆，再骂下去就不象话了。

村书记眼见情势不对，赶紧一一给另外两个儿子打电话，找他们商量办法。大儿子说，他从来没拿过老人的钱，反倒花不少钱给老人买药。他毕竟是过继了，只能当出嫁的姑娘对待！二儿子更是退避三舍，他说，他会按约定来养老人，轮到他家他会尽责任！

村书记也没辙了，怕老人太难过，就将老人劝到邻居家。这边小儿子小儿媳恨恨地锁了门扬长而去。眼看着小儿子的车子急急而去，村干部劝老人先搬家再说，然后再起诉儿子们不尽赡养义务！

说搬容易，可搬到哪儿呢？

老屋让小儿媳卖掉了，大儿子二儿子家也不能长住！

最后，曾婆婆想起娘家侄子家的钥匙一直放在她这儿。他们都在外打工，他家房子除了过年回来住几天外，都十多年没人住过了。

实在顾不了那么多，给侄子打电话说了一下，侄子爽快地同意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也即9月1日，曾婆婆就开始搬家了。她先去侄儿家打扫卫生，砍掉门前那些杂草。娘家嫂子也来帮忙了，二位老太太足足忙了一大上午。

待下午正式搬东西时，大足电视台又闻讯来跟踪采访。眼见着八旬老母凄惶的模样，记者们便带着她去找她的小儿子，看能否有转机？刚好她小儿子与儿媳都在家。眼见记者来了，小儿子使劲地推开镜头，小儿媳却不停地咒骂，骂老母亲更骂记者，那么多不去报道，怎么报道我们小百姓的小事，要知道她从来没替我带过小孩也没有给我煮过鸡蛋……

自始自终，婆婆只是呆呆地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好似眼前的情景与自己无关，眼前的亲人也与自己无关。最后小儿子再次去推镜头，记者们只好带着婆婆离开。

我们来时，曾婆婆已在侄子家住了两晚。头晚找不到电源开关，摸黑过了一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打了侄子的电话，才找到了电源，开始做饭了。

婆婆独自住在没有电灯的旧房子里时，她想到了什么呢？是否睡得安稳？我不由问她：住在这里还习惯么？

婆婆脸阴了，连连叹气说：有什么习惯不习惯，这房子虽旧，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！

问到有没有吃饭，婆婆指了指厅屋正中那张大圆桌。我一看，桌上摆了不少炊具，有电磁炉、高压锅、铁锅、碗筷等之类。

婆婆说，她就用电做饭炒菜。她还手脚麻利地揭开一只蒸锅给我看，她今天中午蒸了粉蒸肉呢，味道不错。

再看桌边，靠墙摆了四五只塑料桶，桶里盛了清亮亮的水，靠房门则摆着一只小柜子，柜子上摆了些茶壶茶杯之类。

经得她的同意，我来到她的房间，但见对门摆着一张三门柜，门都坏了，装满了侄子家的衣物。衣柜旁边摆着一张木床，堆了些婆婆的衣物。另一张简易床靠内墙放着，正对着窗户，床上铺着凉席，随意地摆了枕头被子等。房间自是简陋，也没有窗帘。

处处整洁，处处干净，我由衷地赞道：婆婆，你真能干！

曾婆婆却摇摇头说，不行了，到底年纪大了！身子没以前好，记性不好了！说着，她从小柜子上拿起一大包药，你看，这是我大儿子给我买的药，可我不记得该怎么吃，回来后就一直没吃！

见婆婆满脸悲伤，我忙另找话题，问道：婆婆，您这个月应该去二儿子家，怎么不去呢？他没来接你吗？

婆婆又摇摇头说，今天上午二儿子就来过，但我不想再和他们一起住。搬来搬去，真像讨饭的！

我急了，您都80多了，身边总得有人照顾，可不能再独自住了！

婆婆愣了愣，坚决地说道，我不想吃轮饭！村干部说要是没儿子愿

意照顾我，就让我去住敬老院！我也不想去敬老院！

为什么不去敬老院？敬老院至少有地方住有人做饭，也有老人作伴，比你现在独自住在这里好！您看您上厕所都得到隔壁家！

婆婆苦着脸说，敬老院里不自由，你看我有时要去赶集去走亲戚，

有时要去看老朋友，有时还得去庙里住几天，住进敬老院了就什么都做不得了！

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？婆婆一片迷茫。

曾婆婆比廖婆婆坚强，但她也不得不独自住在侄子家里，接下来她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一片迷茫。

……

未完，详情可查阅纸质版《创作与评论》

原载《创作与评论》2016年4月号上半月刊